好书推荐:先生当年

作者: 来源: 录入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年02月25日 点击数:

 

 

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著名知识分子傅国涌先生倾情作序。 
《过去的课堂》的编者王木春先生的全新力作,为我们呈现出优秀分子的群像。 
民国教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此书不仅是对民国先生的致敬,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致敬。 

推荐文章 
过去学校的仪式 p.005 
“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 p.017 
教育者的胸襟 p.123

 

内容简介

《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勾勒了50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人物的那些陈年旧事,讲述了诸如胡适、林语堂、鲁迅、孙梨等名家的掌故,走近名家的心灵,倾听历史的余韵回声,从中剪选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既让读者一睹名家的教育风采,又为今天和未来的教育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作者简介

王木春,福建省特级教师,福建省中小学教学名师。长期从事教育随笔写作。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献的研究和编撰。著有《身为教师——一个特级教师的反思》,主编《过去的课堂——民国名家的教育回忆》《为幸福的人生——民国名家对话中小学生》《民国名家谈作文之道》等。现为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

 

 

 

精彩书评

不能触及灵魂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育的表面,一个时代的教育如果孕育出了姿态各异、生龙活虎般的各样人物,那个时代的教育就值得我们反复回望、致敬。民国虽短,而且时局动荡,却具备了被后世尊敬的元素。木春的这本系列笔记,不仅是对那些先生的致敬,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致敬。 
——傅国涌 

民国在大陆只存在了三十八年,但近十多年来,不少“挖掘工”从那时的知识界里发掘出太多的精神矿藏。木春兄就是其中一员。短短的三十八年间,虽然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可知识分子有风骨、有学问,活出人的样子。木春兄不仅为我们呈现出那时的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的群像,更将自己对他们的敬意用于现世的观照。 
——朱 煜

 

目录

001 
序一 先生当年  001 
序二 “过去竟然是这样啊……”  007 
第一辑 当年教育 
“打孩子”的古风  003 
过去的学校仪式  005 
民国教师的业余时间  008 
一人教书,养活九人  011 
“家贫无奈作先生”  014 
“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  017 
民国的学校图书馆  020 
严正的一课  023 
父亲的教育  026 
了不起的祖母  029 
“智者的旅店”  033 
“出气孔”里的寂寞  036 
张伯苓的“三个一 ”教育法  039 
“黄调”  042 
陈独秀写“妙文”  045 
好玩的数学  048 
目 录 
先 生 当 年 
先 生 当 年 
教 育 的 陈 年 旧 事 
002 
书在肚子里  050 
土匪的字条  053 
苏步青学外语  056 
且看季羡林“赤条条地走上舞台”   059 
办公桌的故事  063 
黄侃与“有偿家教”  066 
大学的“尊严”  070 
第二辑 先生风骨 
“硬汉教师”  075 
程千帆的“损失”  078 
“不将就”的吴组缃  082 
李长之的手  086 
“最后的一课”  090 
退  款  093 
朱东润“惹祸”  096 
“复旦二周”  099 
第三辑 先生气度 
深深的体谅  105 
陈西滢家有一尊石膏像  108 
不争的柳诒徵  111 
大师的“虚怀若谷”  114 
胡博士题字  117 
高锟校长有雅量  121 
先 年 
生 当 
目 录 
003 
教育者的胸襟  123 
从顾颉刚到葛剑雄  126 
372 字的大师自传  129 
“不居功”  132 
第四辑 先生情怀 
老北大的“酒先生”  137 
“贾宝玉精神”  140 
“真公子”张伯驹  143 
叶圣陶两次“被冒名”  146 
大学者的涂鸦  148 
民国名家与胡子  151 
大师的送客  154 
傅斯年赠书  157 
钱穆的无奈  160 
启功的“恩”师  163 
沈从文鲜为人知的恩人  166 
冰心眼中的好男人  169 
做小事的大人物  172 
教授的书房  176 
 
生 当 年 
先 生 当 年 
教 育 的 陈 年 旧 事 
004 
附录?先生教书生活 
从苦雨愁城到长堤垂柳  213 
“不务正业”的好老师  220 
后 记  227 
第五辑 先生命运 
不过一书生  181 
愁眉苦脸的顾颉刚  184 
“为道文章不值钱”  187 
名人与谶语  190 
“命大”的史学家  193 
忘了自己是谁  196 
名人与“抄书”  198 
读启功“1966 年日记”  201 
差点儿成了邮政员  204 
沈从文的“蛮劲”  207 
语录的妙用  210
 

 

精彩书摘

精彩书摘一 
过去学校的仪式 p.005 

闲翻《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看到 1912 年 9 月 3 日北洋政府下发的《教育部公布学校仪式规程令》,颇觉有趣。该令规定了学校仪式的类别及确切日子,各仪式的礼仪程序和具体动作。 
当时的学校仪式分四类:祝贺式,始业式(即开学典礼),毕业式,各种纪念日。 
祝贺式类似于今天的升旗仪式,但北洋时期的祝贺式仅在元旦及民国纪念日才举行。议程有:立正、奏乐、唱国歌、校长致训词。跟今天的升旗仪式比,祝贺式的程序多了两个环节:唱完国歌,师生要行三鞠躬;校长致辞后,还要再一次奏乐、唱国歌。 
始业式:师生齐集礼堂,学生向老师行一鞠躬礼,老师答礼,然后校长致训词。 
毕业式就较为复杂:师生齐集礼堂,学生向老师行一鞠躬礼,老师答礼,学生就座;校长依次授予毕业证书,学生接证书后一鞠躬,退回原位;校长和来宾致训词毕,一学生代表答谢,然后行一鞠躬,退下。 
最特殊的是纪念会式。纪念会式是各种纪念日的仪式,主要包括孔子诞日、本校成立日等。从“等”字推测出,一些地方性的纪念活动也可通过学校仪式举行。纪念日仪式程序由校长自定,但规定中强调一点:“拜跪及其他宗教仪式不适用之。”由此可见,校长在纪念日活动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一点,我们现在的校长恐怕难以企及。我亲历某县一中举办校庆,仪式的程序乃至哪些人有资格坐主席台,都是县分管教育的官员一一裁定的。 
从《规程令》里不难发现,学校的仪式次数不多,程序简洁,然而针对性很强,而且仪式全过程十分注重礼节(从每次活动中必有学生鞠躬、教师答礼看出),气氛庄重。没有今天层出不穷的各种主题仪式,也不动辄让师生签名、学生宣誓。 
规程令》虽然条目比较详细,毕竟都是些纲要的规定,太抽象,至于具体操作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随后读到台湾老作家王鼎钧先生的《碎玻璃》一书,才有了现场感。王先生 1927 年生于大陆,1949 年去台湾,后居美国。他用一支生花妙笔,把旧时代一个小学的毕业典礼描绘得既真切又深挚感人。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省苍山某小城。城里唯一的小学就在一座大庙里。庙的大殿是礼堂,纪念周活动和毕业典礼都在此举行。 
每年的毕业典礼是小城生活的大事。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必定亲自来看新生的一代,他银发飘飘,满座肃然。典礼进行中,他眯着昏暗的眼睛看着每个人,一个细节都不漏过。典礼结束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仪式,也是个固定节目——老族长带着毕业生由城东走到城西,由城南走到城北,在每个有故事的地方都会逗留,向孩子们娓娓讲述祖先的嘉言懿行,以及小城那段“天降洪水”的古老传说。 
王鼎钧小学毕业那年,老族长已垂垂老矣,走路要人搀扶。可老族长不顾校长的劝阻,坚持他那一年一度的“毕业旅行”。他说,我要让这些即将长大成人并且可能背井离乡的孩子,对自己的“根”有清楚深刻的记忆。他叮嘱校长:即使他一病不起,这个行走的仪式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免”,必须年年举行。 
老族长确实老得走不动了,校长只好叫来一顶多年不用的旧轿子,众人抬着老族长继续出发。旧轿子载满小城的故事。小学生们跟在轿子。后面,望着起伏蜿蜒的轿顶,一路前行。一顶轿子,一行小小的队伍,走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老族长停在一口井旁,用喑哑无力的声音告诉孩子们,这是祖先挖成的第一口井,就是这口井,繁衍了一代代的小城人,就是这口井,一次次把小城的人从厄运里拯救。 
老族长虔诚的脸,苍老的话语,连同古井的传说,从此留在漂洋过海的王鼎钧的心里。这是王鼎钧先生五十多岁时写下的少年记忆。无名小城的无名破庙里,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性的毕业仪式,把一个族群、一座城的全部记忆,打进孩子们的生命底色中。 
这样一些沾满泥土气息的毕业仪式,在旧中国的大江南北,或许到处皆是。 
到我上学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此类仪式早已绝迹。每逢学校举行开学仪式,高音喇叭里只有一个又一个领导的声音。 
2014.1.14 

精彩书摘 二 
“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 p.017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问学记》《谈话录》两书里,零星提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无锡辅仁中学。随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许倬云八十回顾》,许倬云的这段求学经历,才从厚重的书页与历史的烟尘中清晰起来。 
抗战一结束,16 岁的许倬云随父母从四川到上海,不久,因为无法适应上海的学习环境,回到老家无锡。 
无锡辅仁中学是一所袖珍型的私立学校,是圣约翰大学四位早期校友回乡创办的。学生仅 200 名左右,基本来自创办人在附近的亲戚朋友子弟,也有少数是从四乡八镇过来。别看学校规模小,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得了:海峡两岸就有 12 位院士(据较近数据,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无锡共 60 人)。还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以及国学大师钱锺书。 
辅仁中学独具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学校没有任何围墙,与古老的东林书院比邻而居,中间相隔一排矮松树。东林书院内保存一座东林祠堂,有学生顽皮不听话或不用功,老师就带他们到祠堂的小石凳上罚站,伴以谆谆教诲:“那几个人就是你祖宗!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祠堂里供奉的除了旧时东林党人,还有本地一些杰出的读书人,所以学生都自命为东林党人。可以想象,如此切近而富有人情味的训诫所能达到的教育效果了。这得感谢创办人这种有意的选址和校园结构,它注定了学校具有包容、自由而开放的办学特点。 
辅仁中学没有校长,而是由几位老师组成校务委员会,由一位校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日常事务。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放在今天,一点也不落后。大概辅仁中学是私立学校,由多人合办,且创办人对教育怀有共同热情,一心服务乡里,所以教学理念和公立学校有差异。据许倬云回忆,当时和辅仁中学仅一河之隔的县女中,办学理念就大为不同。许倬云从小随父母颠沛流离,不曾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只是跟父亲零碎学些历史地理知识,以及自己随性阅读些古典名著。到辅仁中学前,许倬云根本没有英语和数学基础,不过,不拘一格的高中老师认为许倬云的历史、地理和国文程度已达标,特许他在这些课上自学数学。当然,
还有个条件:许倬云必须一边听课,如果老师提问题,他也要起来回答。 
更奇的是,辅仁中学极力倡导学生间的互助互帮,形式上接近于今天的合作学习。班上同学三五一群,自主结成一个个小组,彼此切磋学业。每天下午四点钟放学,小组同学不急着回家,在学校里共同继续学习两个钟头;寒暑假也是一小群一小群同学自己上课,超前学习。第二学期或第二年上课时,老师讲课,这群学生已先读过,老师就教别的东西。课文都是学生自学,老师点拨和指导学生,不讲课文本身。正由于有这种浓厚的互助风气,许倬云的课在短时间内就赶了上去。 
辅仁中学里,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跳班。教育部对学校办学没什么干涉,连课程纲要都没有。 
在自由开放的空气中,辅仁中学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据许倬云回忆,每位教员可以帮其他教员代课,甚至是不同学科间的代课,比如,“教数学的教员可以教国文,教国文的可以教地理,历史教员也可以临时过来教物理,不是乱搞的,教得十分称职”。这种师资水平,堪称一绝,今人无法想象。难怪 1950 年后,辅仁中学很多老教员被抽调去大学教书时,依然可以胜任。 
几年后,与许倬云同班的 30 多名同学,全考上全国前六名的大学。这成绩,放在今天,也足以令某些牛气冲天的名校刮目相看吧。半个多世纪后,许倬云还不禁感叹道: 
“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那么自由自在的学校,以及让学生随心所欲的老师。对我来说,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我喜欢他话中的两个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2013.11 

精彩书摘 三 
教育者的胸襟 p.123 
著名社会学家陈达是刘绪贻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老师。刘绪贻在他的百岁口述自传中,回忆了这位恩师。 
陈达教授平时不苟言笑,衣履整洁朴素,为学严谨踏实,深受学生敬重。遗憾的是,站在讲台上的陈达教授,却显得有些笨拙,缺乏亲和力。他上课时正襟危坐,拿着预备好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干干巴巴,令人乏味。对这古板的教法,学生在课外难免流露出不满。到上学期的最后一节课,陈达教授郑重地询问学生对他的讲课有何意见。由于陈达教授名气太大了,大家平时虽有意见,这时却不敢吭声。教室安静了一会儿,刘绪贻终于忍不住说:“陈先生这种讲课法,我曾想过。我们每星期上课 3 次,共 6 小时;从宿舍到教室往返 1 次 1 小时,3 次共 3 小时;上课加往返,1 星期总共要花 9 小时。1 学期如以 18 星期计算,共为 162小时。如果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几小时或 1 
天便可仔细阅读完毕,剩下的时间可以读别的书,不更好吗?” 
陈达教授听了,脸色很难看。他克制着,只是说:“照你这种说法,那么,办大学便没有什么必要了。”刘绪贻理直气壮回答:“的确,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我曾问过潘(光旦)先生、吴(文藻)先生,他们也未给我满意的答复。”陈达教授说:“恐怕比潘先生、吴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 
下课后,刘绪贻才发觉自己言词过激,伤了老师的感情,十分后悔。同学们也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今后学习中会遇到困难。然而,事实证明,陈达毕竟是一个大学者。他先是给刘绪贻的课程论文打了 95 分高分,学年考试成绩也列全班之冠。后来,刘绪贻的学士论文由陈达教授指导,也得了 95 分。毕业后,陈达还挽留刘绪贻在他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当刘绪贻为了女朋友而坚决选择去重庆工作时,陈达亲自写了介绍信,把刘绪贻推荐给重庆的熟人。 
1946 年,陈达到芝加哥讲学,获知刘绪贻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而且“高等代数”和“高级统计学”两门课程的学习成绩特别突出,就托人转告刘绪贻,希望他专攻社会统计学,将来回清华任教。后来,作为史学家的刘绪贻在社会学领域同样成就卓著,与陈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在《回忆金岳霖师二三事》中,也记述了自己顶撞金岳霖教授的一段往事。1941 年,周礼全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金岳霖是他的老师。课后,周礼全时常陪着金岳霖漫步走回宿舍,一边请教问题,有时也对讲课的内容提出不同意见。金岳霖总是亲切而耐心地解释。 
写毕业论文时,金岳霖是周礼全的指导老师。周礼全在论文中几次用“知识论系统”观点,批评金岳霖的“朴素实在论”,然后把论文交给金岳霖。一星期后周礼全应邀去金岳霖住处面谈。金岳霖对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周礼全就一个一个问题作出答辩。金先生又对答辩进行批评。周礼全又为自己的答辩辩护。两人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使得邻居也过来看发生什么事。这次辩论从下午两点多延续到快六点。告辞时,金岳霖把论文还给周礼全。看见金岳霖在论文上多处写了批语“无的放矢”“这是自相矛盾”等等,周礼全感到很失望,更担心老师会给“不及格”。后来评分公布,出乎意料,分数相当高。 
1946 年,周礼全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金岳霖仍是导师。由于只有周礼全一人选修了金岳霖的“知识论研究”课程,金岳霖就采取了特别的教法。每次课前,金岳霖指定周礼全阅读文献,上课时先由周礼全汇报文献的内容以及对这些内容的看法,接着金岳霖发表意见。最后,师生二人讨论。讨论常常变成激烈的辩论。 
有一次讨论,金岳霖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哲学理论。周礼全说这个理论不够清楚。金岳霖便进一步作出阐明和解释。周礼全仍表示无法理解。金岳霖有些“火”了,责备说 :“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礼全寸步不让,回应说 :“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 !”金岳霖一听,满脸涨红,从坐椅上站起来,两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盯着周礼全。这时周礼全发觉自己太失礼了,赶紧低下头,静候老师的训斥。金岳霖盯了一阵之后,一边喃喃自语:“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金岳霖冷静地说:“好吧,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 
此后好几天,周礼全打定主意,下次上课,一定要正式向老师道歉。一星期后,周礼全紧张地走进金岳霖的房间。金岳霖见了,像往常一样,亲切地叫他坐下,根本没提上周那件不愉快的事,仿佛没有发生一样。金岳霖先花一二十分钟,详细而谨严地再次陈述他上次提出的那个理论。 
不同的教育者,学问有大小,教学水平有高低,但优秀的教育者,有一点应是相同的,那便是拥有宽广的胸襟气度,无论他是著名教授、大师,还是普通老师。 
2015.07
 

 

前言/序言

序一 先生当年 
傅国涌 
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新式教育还保持着悠久农耕文明的温情,同时又有了工业文明带来的最 
初的新鲜。文明过渡期在教科书中呈现出的不是激变,而是渐变;不是冲突,而是兼容;不是断裂,而是延续与生长;不是焦虑、不安、高调的,而是安静、单纯和低调的。教育本来就是春风化雨式的,不是秋风扫落叶式的,新式教育的方向稳健、平和、踏实,但最初决定着教育方向的是有旧学根底同时又面朝新时代的那些人,从蔡元培、张元济、张伯苓到胡适之、陶行知这些人都是如此。 
蔡元培、张元济分别是 1868、1867 年生人,都是从旧学中熏陶出来的,以进士、翰林的身份投身教育和出版事业,他们从 20 世纪初开始参与了最初的教科书编辑,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自是不言而喻。比他们晚一辈的胡适之、陶行知、晏阳初、叶圣陶、钱穆他们则是 1890年代出生,只上过中学的叶圣陶、钱穆和留美归来的陶行知、晏阳初都曾是小学老师,曾致力于乡村教育或平民教育,叶圣陶和陶行知在不同的时空中不约而同地将教育看作是将一个古老国家带入民主的基础。1911 年 12 月 2 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着,他不愿听父亲的话去考时兴的电报学堂,而想通过从事教育来影响人心,他对同学顾颉刚说:今世人心,固执者尚其大半,无定者亦非少数,似此任之不顾,终难相成此大民主国。而欲革人心,自非口笔不能。……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于我心焉。此时正在辛亥革命当中,苏州已然独立,民国即将诞生,他也恰好中学毕业,在选择前途。相距五年, 1916 年 2 月,在美国留学的陶行知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写信说: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一年后他学成归来,在太平洋的轮船上表示,自己的志愿就是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与一辈子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晏阳初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叶圣陶、钱穆一面做小学教师,一面写作、研究,成绩斐然。从 1912 年到 1922 年,叶圣陶在中小学任教的十年间发表大量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童话、评论、诗歌,还从事篆刻、编辑等。以 1921 年为例,短短的一年间他辗转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第一师范三校,一边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担任《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撰稿人,发表了《隔膜》等短篇小说 22 篇,“文艺谈”40 篇,童话 10 篇,独幕剧、诗歌、杂文等 20 多篇(首)。(参见《先生当年》,008 页)钱穆也是如此,他的著作《论语文解》就是在小学教书时写出来的。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也是他在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和苏州中学任教时完成的。那个时代的先生,起码还有许多闲暇时光,课堂以外的时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尽情地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耕耘,挥洒他们的汗水,追逐他们的梦想。他们在课堂上可以是好老师,但不妨碍他们业余成为好作家、好学者。即便时局动荡,社会上升的渠道始终还是畅通的。生于 1913 年的孙犁年轻时做过几年小学教师,1936 年到 1937 年他在白洋淀一带教小学,这段经历与他后来以白洋淀为背景的小说不会没有关联。 
王木春对叶圣陶、孙犁他们当年的生活心向往之,因此有了这本《先生当年》。他也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12 年盛夏,《教师博览》在东山岛举行笔会,那是他的故乡,也是他任教多年的地方, 那次笔会,就是他作为东道主安排的,他带着我们去东山岛上的各处名胜,享受天光海色。“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好记的名字,加上他腼腆的笑容,说着说着脸上还会出现红晕,一见就感到亲切。他好学、爱读书和谦逊的性格,都给我留下好印象。上个月,我接到他一个短信,问是否方便接电话,有事找我,接通电话,他告诉我写了一本书,叫作《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想要我写序。接着他把书稿发过来了。老实说,这本书的范围已跨出了教育,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陈年旧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书中涉及的先生大部分都可以算是民国教育的产物,他们的基础教育或大学教育是在那个时代完成的,多数人也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从事教育,曾经站在民国的讲台上,虽然有些故事发生在此后。 
木春注意到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篇中的几份“战报”,1946《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第七十九旅文礼部进犯如皋及其东南地区战报》,以及 1947 年山东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第一兵团在鲁中蒙阴孟良崮地区狙击解放军遭受惨败战报》,惊叹那些电稿中非同寻常的文字表现力,显示出一位有眼光的语文教师对汉语的敏感和关切。令我感慨的是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回忆录、人物传记或现成的研究性著作上,他读了 1912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公布学校仪式规程令》,发现当年学校的仪式规程简洁,而又十分注重礼节,每次活动必有学生鞠躬、教师答礼。他又在台湾旅美作家王鼎钧先生笔下,读到了具有现场感的记忆,丰富了有关民国学校仪式的认识。(见《先生当年》,006 页) 
最近这些日子我在山上闲居,山顶有湖,漫步湖畔,我常想及中国教育的现代起源,我关心的是肇始于晚清的新式教育或东西洋留学生涯是如何重构了几代人的知识世界和精神生命,张伯苓、陈独秀、鲁迅、胡适、徐志摩、宗白华、顾颉刚、叶圣陶、钱穆、黄侃、梁漱溟、闻一多、朱东润、陈鹤琴、金克木、季羡林、启功、谭其骧、李长之、程千帆、吴组缃……书中所涉及的先生,已不仅是子曰诗云的产物,不是整天陷在“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古老的大词大话之中,而是融入了建造新文明的新潮流之中。虽然各人的价值取向或有不同,但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新的因子,就是胡适留学美国时耿耿于心的“新造因”。 1916 年1 月 11 日,他写信给女友韦莲司,提出这个说法,认为如果缺乏必备的先决条件,政治就可能上轨道。无论是主张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救不了中国。他认定,自己的职责就在于准备这些先决条件,即新造因。1 月25 日夜,他在写给同乡、同学许怡荪的信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就是要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适 
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木春进一步关心这些先生学成之后,又是如何透过教育来推动这个古老民族的文明更新的。在这方面,“九零后”这一代的胡适、叶圣陶、陶行知、晏阳初等无疑有过许多思考,并付诸了实践,他们在 20 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留下的痕迹抹也抹不掉。木春还关心那些名声并不显赫,却扎扎实实投身基础教育,做着春风化雨工作的人。木春注意到了江苏镇江一个小学校长刘百川的日记,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比如对课桌椅尺寸的关注,绝非可以忽略。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教育的生命正是体现在细节中。教育毕竟不是空中的事业,而是脚踏实地、得寸进寸的事业。我们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渐进、缓进,教育需要假以时日,在时间中慢慢影响世道人心。不能触及灵魂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育的表面,一个时代的教育如果孕育出了姿态各异、生龙活虎般的各样人物,那个时代的教育就值得我们反复回望、致敬。民国虽短,而且时局动荡,却具备了被后世尊敬的元素。木春的这本系列笔记,不仅是对那些先生的致敬,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致敬。我写下的这些话,也同样可以这么看。民国教育当然不是完美的教育,从来都有缺陷,不必说丰子恺漫画中的那把大剪刀,那一个个模子铸出来的人偶。木春的《从苦雨愁城到长堤垂柳——孙犁的小学教职生涯》一文,透过孙犁的回忆,画出了丑态百出的小学教师群像。1933 年出生的流沙河先生在《民国教师心里苦》的回忆中,则又提供了另外一幅同样真实的画面。民国教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从来都不是一潭澄碧的清水。 

2016 年 8 月 14 日—15 日初稿, 
8 月 19 日夜定稿于白马山上白马湖畔 

序二 “过去竟然是这样啊……” 
朱 煜 
刚读完木春兄去年惠赠的三本关于民国教育的新书,就收到了《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 
事》的电子稿。蒙木春兄抬爱,要我作序。这当然是我的荣幸,希望我以下粗陋文字不要坏了书稿的清雅。 
2009 年暑假,我去南昌参加《教师博览》杂志的笔会。我到得晚,独自吃过晚饭,去找蔡 
朝阳兄聊天。我们是网友,之前没见过面。在朝阳的房间里,我也第一次见到安静的木春兄。 
“我是上海朱煜。” 
“我是福建东山王木春。” 
现在想来,我们的自我介绍好像有点民国味道。那天晚上,主要是我和朝阳在说话,天南地北,时事政治,读书心得,如此而已。木春兄一直在为我们泡茶。那是我第一次领略福建人泡茶的功夫。一套旅行茶具,素净雅致。倒水、烫杯、醒茶、泡茶、斟茶、续水……木春兄娴熟的泡茶手法在我眼中,宛如高妙的艺术。我见过茶道表演,与木春兄相比,那实在做作。泡茶间歇,木春兄偶尔慢悠悠地插话。那天具体说了什么,现在都已忘记。第二天开会,会后我先行离开了。 
过了两年,某次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杂志社寄来样刊。那天,我正好去单位传达室,保安师傅递给我一个快递,问:“朱老师,我们学校有这个人吗?”我接过一看,收件人处写着“王木春”。再看杂志名称,我一下子明白了。寄样刊的杂志社将我与木春兄的通讯地址搞混了。那次,我和木春兄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杂志上。世界真小。某日与朱永通君聊天,他是拙著《讲台上下的启蒙》《教书记》的策划编辑。聊着聊着,不知怎的,提到了木春兄。永通君笑着说:“木春是我的同乡,多年的好友哦。”匆匆几年,2013 年寒假,我登上东山岛,又见到了木春兄。东山岛真是好地方。一出门,上面是湛湛青天,下面是无边碧海。坐在细软的沙滩上,看青翠的树丛,听海涛阵阵,心会很静很静。我在东山岛住了两天,木春兄伉俪和永通君热情款待。告别时,我对木春兄说,这里真是读书的好地方。木春兄笑着说,以后来多住几天,可以在这里写东西。可惜,东山岛没有再去,手边总有还不尽的稿债,在纷扰的世事中,心烦意乱见缝插针地写着。木春兄读书则读出了成果,三年光景,编写出四本书。《民国名家谈作文之道》《过去的课堂》《为幸福的人生》都是文章汇编。而这本《先生当年》则是木春兄大量阅读后,孜孜矻矻地写出来的。有一种说法,叫作替人读书——书太多,会读书的人先读,然后分享阅读心得,为别人指出读书路径。《先生当年》就是一根“度人金针”。我也喜欢读民国人物的轶闻趣事,读到动心处,便摘抄下来,引用到自己的文章里。与木春兄相比,读得实在太少了。这本书中起码有一半的资料是我没读过的,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向木春兄当面请益。 
民国只存在了三十八年,但近十多年来,不少“挖掘工”从那时的知识界里发掘出太多的精神矿藏。木春兄就是其中一员。短短的三十八年间,虽然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可知识分子有风骨、有学问,活出人的样子。木春兄不仅为我们呈现出那时的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的群像,更将自己对他们的敬意用于现世的观照。比如,他读到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回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等级制,想起一段往事:当时有位朋友在教育局当主任(股级),某天我去找他,他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崭新的办公桌前,我记得桌上还摊着一本厚厚的大本子,本子下面是一层软皮做垫,上面是日历,旁边还可夹进照片等等。看得我眼花心热的。我感觉办公室有点挤,就随口问朋友:“房间太小,办公桌何必这么大?”朋友微微一笑,神秘地问:“你知道这办公桌的学问吗?”我摇头。他告诉我,副局长的办公桌更大,有多少米长,正局长的办公桌又更大了,是多少米长。我问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他“嘿”的一声,嘲笑我,又启蒙我说:“你个书呆子,这叫级别,怎么能随便越级的?还有啊,办公桌的摆放位置也是有讲究的……”我读过一点古书,知道古代一点礼仪,但无法和现实扯上关系。我以为朋友是跟我说笑话。教育局局长们的办公桌大小如何,我没机会去欣赏、比较。如今,读了陶希圣“桌子的故事”,我不得不相信朋友当年的“启蒙”——在单位里,桌子是特殊的“名片”,是身份的象征,等级的物化。同时联想起曾经去过的几所中学,那些校长办公室的桌子、副校长办公室的桌子、普通办事员的桌子,果真大小不同。什么时候,教育界里的办公桌,不再有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甚至就像当年的北大,“每个教授的桌椅都一样”,也许就是教育真正有希望的时候。 
在本书中,这样的思想之光随处可见。木春兄是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虽然也有忙于应试的时候,但他从没有停止过阅读、写作、思考。木春兄的学生是有福的,在确立价值观的紧要时期,能得到一位明白的老师引领。作为同行,也是有福的。在木春兄细致的笔触间,我们感受到前辈的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得到战胜黑暗的力量。我还特别留意书中关于民国时期的学校管理运作的介绍。有一篇介绍无锡辅仁中学的文章,我印象尤深。无锡辅仁中学是一所袖珍型的私立学校,是圣约翰大学四位早期校友回乡创办的。学生仅 200 名左右,基本来自创办人在附近的亲戚朋友子弟,少数从四乡八镇过来。别看学校规模小,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得了:在海峡两岸就有 12 位院士(据较近数据,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无锡共 60 人)。还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以及国学大师钱锺书。极小的规模与极大的成绩形成强烈的对比,原因何在?第一个原因是校址:辅仁中学独具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学校没有任何围墙,与古老的东林书院比邻而居,中间相隔一排矮松树。东林书院内保存一座东林祠堂,有学生顽皮不听话或不用功,老师就带他们到祠堂的小石凳上罚站,伴以谆谆教诲:“那几个人就是你祖宗!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祠堂里供奉的除了旧时东林党人,还有本地一些杰出的读书人,所以学生都自命为东林党人。不难想象,如此切近而富有人情味的训诫所能达到的教育效果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学校的管理机制:辅仁中学没有校长,而是几位老师组成校务委员会,由一位校务会主任负责日常事务。这管理模式,就是放在今天,一点也不落后。大概辅仁中学是私立学校,多人合办,且创办人对教育怀有共同热情,一心服务乡里,所以教学理念和公立学校有所差异。据许倬云回忆,当时和辅仁中学仅一河之隔的县女中,办学理念就大为不同。另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也很重要:更奇的是,辅仁中学极力倡导学生间的互助互帮,形式上接近于今天的合作学习。班上同学三五一群,自主结成一个个小组,彼此切磋学业。每天下午四点钟放学,小组同学不急着回家,在学校里共同继续学习两个钟头;寒暑假也是一小群一小群同学自己上课,超前学习。第二学期或第二年上课时,老师讲课,这群学生已先读过,老师就教别的东西。课文都是学生自学,老师点拨和指导学生,不讲课文本身。这是一所非常自由的学校:“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跳班。教育部对学校办学没什么干涉,连课程纲要都没有。”“教数学的教员可以教国文,教国文的可以教地理,历史教员也可以临时过来教物理,不是乱搞的,教得十分称职。”师资水平这样高端,学校管理这样开明,学生怎么会学不好! 
木春兄在文中引用许倬云先生的感叹:“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那么自由自在的学校,以及让学生随心所欲的老师。对我来说,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木春兄特地说喜欢句中两个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因为它们是诸多原因的核心。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我走进东林书院。没有其他游客,我抚摸着院内的一根清代石柱,心中全是思古幽情。终究是读书太少,那时完全不知曾有一所美妙的学校就在东林书院的隔壁。如果现在去看,还会有遗迹引我默想吗?有人说,读历史就是为了知道将来又要发生什么了。这话太悲观。不过也难怪,看多了种种惨烈的历史,这样想也是自然。而我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整天与可爱的孩子在一起,心中难免灰暗少些,光亮多些。所以我读到木春兄讲述的这些历史故事,总会如孩童般天真地想,如此自由的学校应该会在将来重现吧。 
了解民国人物的陈年旧事,最好的方式是三五友人围炉而坐,喝着茶,慢慢地聊。聊到尽兴处,忽听一人惊呼:“过去竟然是这样啊……”众人抚掌大笑,所有滋味尽在其中。木春兄,那时免不了又要劳你泡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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